说起贵州，我的基友大概会念叨我一辈子。就因为当时我自己带了睡袋，而让他不用带。事实上，我也无法想象凯里那间10块钱一晚的标间带给了他什么？然后常常被他拿出来显摆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俩坐着吉普在天旋地转中莫名其妙地就去到了一个村子里，路上有当地人颇为自豪的360度大转弯。
那一次去，除了带去义卖资金买到的救助物资之外，我们主要做了两方面的收集。一是贫困学生的详细资料（包括联络方式），二是贫困原因。资料自然是为了随后搭建一对一的帮扶，贫困原因的话其实跟家庭背景密切相关。一言以蔽之，贫困学生多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组合。通常是父母外出务工，不一定能按时寄钱回家，再遇上家中的爷爷或奶奶患病需要治疗，几乎就会陷入必然的贫困。又或者父母中的一位本身就有伤残或患病，另一位在外打工，同样只能保证温饱而无力承担学费。或许有人会问，不是义务教育么？义务教育在乡下，在山区是有配额的。每一年每个乡的配额比如是50，但适龄儿童有70人，怎么办呢？不可能50人免费，20人全额负担。于是，就变成多出的20人的学费均摊到70人头上。均摊下来是多少呢？2007年是60，一学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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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的第一天就跟乡长一起吃饭。乡长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说：乡里留不住人啊，大家都出去打工了。收入是增加了，到最后还不是会回来。一旦你回来，收入马上跌回原来的水准。更糟糕的是，有夫妻出去打工，打着打着就出事了，就离婚了，家里的老人小孩更没人管。留下来的小孩长大了，也无非重复同样的轨迹，感觉像是望不到个头。
那个晚上，我们大概都默默地把这当做了一个经济结构的问题，当做一个早晚能改善的问题。直到后来，在我们的收集调查和入户走访中，我们/我才意识到“打工”这一现象对于山乡原本就虚弱，就没有太多风险抵抗力的家庭（这一社会单元）有着近乎撕裂性的摧毁。如果你能理解家庭是可以被看做一个微小企业的话，那么你也就能理解家庭的撕裂所带来的生产力的降低与抗风险能力的降低，并最终在遭遇风险时变为贫困。
“打工”带走的也不仅仅是家长，更有老师。我们在跟一位校长的聊天里得知，学校里本来也就只有5位老师，可是这里的老师基本待不过3年。一部分是追着正式的教师指标走，哪里有指标就去哪里；剩下的那些觉得拿指标无望的，也就干脆去打工赚钱了。
我们原本主要是走访小学。可最后一站确是在另一校长的带领下跟他曾经教过的中学生聊了聊。那是在我们从小学回来的路上，校长和老师骑摩托载着我们。突然就看见了在路边烧烤的他们。校长跟其中的2个男生很熟悉，于是就停下让我们过去跟他们聊天。对于这样的“好”学生而言，人生的目标也就是争取能读上凯里师范，然后再回来当教师。如果能拿到教育局认可的教师资格，工资还是比较可观的。
可是在我眼里，一切的一切都指向的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一个封闭的乡村，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自毁机制。
在来贵州之前，面对着贫困这只大老鼠，我曾天真地以为，只要抓到了老鼠尾巴，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地帮到这些小朋友。10天之后，我惊讶于眼前所呈现的盘根错节的尾巴。钱，是有用的，它能缴学费能吃饱饭能看病；钱，也是没用的，因为它无法阻止一个又一个的贫困学生被上述的系统所“生产”出来。在这庞大的，隐性的“恶”面前，我感到的只是近乎绝望的无力。我手中没有屠龙刀，也就斩不断这些盘根错节的尾巴。
5年后，在我对于城市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之后，面对杨元松编写的《中国留守儿童日记》，面对陈庆港的《十四家》，心里涌起的是更深的绝望。“落脚城市”的模式在贵国是行不通的，教育医疗的供给对于贵国而言宛如黑洞。而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加持下，城市的吸力只会越来越大，无法在城市站住脚的人便注定会留守，无论老人或儿童。真要关心留守问题，就别跟着春晚瞎哼唧“时间都去哪儿了”，而要问问那些被称为“流动人口”的人都去哪儿了？——问问流动人口究竟为何而流？——只有懂得了“流”，才能懂得“留”。
借由新媒体的传播，毕节得以被看见。只是看见又怎样呢？还有那么多你无力，无法看见的又该如何？——时至今日，上面提到的2本书豆瓣阅读人数也不过1000——你看见过那些“流动”的人口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不需要看见，我们只需要知道。知道，在沉默如谜的黑暗中有着那样的生活；知道身在城市的自己间接地享用了多少支离破碎。然后，继续在平日里继续狂欢双11，双12，618……
也许，你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像我一样，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刻下自己所应背负的罪。
